第一期

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新态势与应对建议

赵新泉


　　当前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正处于规则重塑的关键窗口期，既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变化趋势，又面临严峻挑战。我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，主动参与并引领规则制定，不仅是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战略必需，而且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。要加快“数字丝绸之路”建设，弥合“数字鸿沟”，推动完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，提升我国在关键议题、前沿领域的规则话语权和影响力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3～5页。
　　

“十五五”时期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对策探析

武芳


　　当前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，为对外开放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，应坚持开放合作、互利共赢，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、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、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入手，推动对外投资平稳有序发展，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力量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6～9页。
　　

以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

宋琍琍


　　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与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联通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核心战略架构。二者相辅相成、辩证统一，共同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，形成相互强化、相互促进的确定性发展通道。新发展阶段，应优化顶层设计与协调机制、打造高标准赋能平台与载体、提升重点领域合作质量与赋能实效，形成更富韧性的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动机制，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10～12页。
　　

落实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任务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

王刚 范星辰 王睿旭 王恺然


　　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发展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与长期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，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与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形成双向互动，是“十五五”时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现实路径。围绕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，应积极从货币体系治理、跨境支付治理、金融稳定治理、组织治理协作等方面协同发力，实现从积极参与到逐步引领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转型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13～15页。
　　

产业转移国际经验比较与中国应对策略

王璇 王一剑


　　产业转移事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发展。本文基于产业转移的国际比较视角，系统梳理美国、德国、日本产业转移的经验与教训，探讨当前我国制造业外迁呈现的非经济因素驱动、双向挤压、技术变革、国内约束、国际舆论环境等新特征。为有效应对产业外迁带来的风险挑战，建议从构建自主产业体系、强化科技赋能、培育内需市场、优化全球布局等方面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16～21页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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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20 全球气候治理效能与新形势下中国的角色

张蛟龙 毕珍珍


　　当前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凸显。二十国集团（G20）作为重要国际合作平台，在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确立、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方面成效显著。但其气候治理效能的发挥受到美国气候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。在新形势下，我国应坚守自身立场、锚定多边共识、强化务实合作、搭建协调机制，以合作推动发展、以沟通化解分歧，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22～26页。
　　

CPTPP 可持续发展规则的体系构建、执行机制及启示

徐铖


　　传统经贸协定长期存在“重经济增长、轻社会环境”的局限。作为新一代经贸协定的代表，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开始系统性嵌入劳工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可持续发展规则。CPTPP通过锚定国际标准、明确国家监管权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并构建以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为核心的执行框架，形成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可持续发展规则体系。我国可从国内治理体系升级、合规能力建设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三个方面着手，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将全球治理理念转化为国内治理效能。具体内容请见《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》2026年第一期第27～31页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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